《杀戮表演》对中国式忏悔的意义

时间:2014-05-15 来源:找歌网 作者:插曲 点击:
《杀戮表演》对中国式忏悔的意义

他是一位年过七十的老人,一直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北苏门答腊省。他皮肤黝黑,满头银发,戴一副眼镜,穿着白西服,像极了南非总统曼德拉。他带着两个小孙子在家门口喂鸭子,小孙子把鸭子的一只腿弄伤了,他对小孙子说:你应该跟鸭子说对不起。从他现在老年时的样子猜想,他当年应该是一个挺帅的青年。这个当年指的是1965年的9月30号之后的几个月。这位老人是2014年第86届奥斯卡提名纪录片《杀戮表演》(The Act of Killing)的主人公安瓦尔·冈戈(Anwar Congo)。当年,他是印度尼西亚屠杀“共产主义者”的一名刽子手,杀了一千多人。

“刚开始我们把他们打死,就在这儿。”纪录片中,安瓦尔·冈戈站在一处四周有铁网围起的小空地上,十分自然甚至有点自豪地回首当年,“但血太多,太难闻了。为了避免太多的血,我们发明了这一套。”他拾起一根短木棍,木棍中间拴了根长铁丝,他把铁丝的另一头系在一根立着的铁管上。他让一个男子在铁管一旁坐下来,扮演囚犯,双手背在身后像被捆住。安瓦尔在他脖子上绕一圈铁丝,抓住木棍作势用力拉,男子的头垂下来。“又快,又不流血。”

《杀戮表演》记录了1965年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反清洗。由当时印尼军队将领苏哈托组织屠杀共产党人,军队把杀人的任务交给社会上的帮会分子、流氓。安瓦尔就是最有名的行刑人之一。

《杀戮表演》也与中国有着微妙的联系。它所展示的历史与当时中国政府对印尼的外交态度紧密相关;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对中国今天思考文革,思考罪责和忏悔有极大意义。如今中国有一股忏悔文革的潮流,红卫兵当年的暴行,其行为模式与安瓦尔完全是同构匹配的:一个是要挽救国家,一个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使用了极端的暴力。但《杀戮表演》所展示的忏悔并非生硬直接的,电影没有逼迫施暴者忏悔,而是睿智地帮助他们自己走上一条反观过去和感同身受的路径。

1965年,印尼有三百多万共产党党员,是世界第三大共产党,其领导人艾地是毛泽东的崇拜者。那时中国共产党划分修正主义和“马列”党的最大前提就是这个党不能走苏联提倡的“议会道路”,一定要坚持“武装斗争”。印尼共产党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准备在国内武装夺取政权。

1965年9月30日,一批印尼共产党激进人士突袭了军队高层的住所,绑架了以雅尼中将为首的六名将领,并将他们杀害。这次政变史称“九三〇运动”。10月2日,印尼共产党在雅加达的日报发表社论,支持“九三〇运动”。此后,陆军军官苏哈托率领军队反扑,在印尼发动了对共产党人的疯狂大屠杀。

当时印尼政府提供出了“共产党受到了北京的支持”的证据,派军队搜查了中国大使馆商务处,导致两国中断外交关系。

此事对毛泽东刺激极大。1965年12月,毛泽东写了《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由于中国不承认印尼华人的中国国籍,中国此前又极其支持印尼共产党,导致在苏哈托军人政权大肆屠杀华人时中国政府没有施以援手。此后印尼民间和政府对共产党和华人十分歧视。这种民间和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是1998年印尼再次发生大规模屠杀、强奸华人暴行的重要渊源。

2001年,美国纪录片作者乔舒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在印尼拍摄影片时偶然接触到1965年屠杀百万共产党、左派人士的历史。这场屠杀近百万人的暴行,在近半个世纪后仍然没有审判,没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当年的刽子手今天仍然是当地的狠角色,乐于吹嘘自己当年的凶残行径;而幸存者与死难者的后人根本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那段往事。

根据中国媒体《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奥本海默想和人们聊聊那段历史,却发现他们不敢谈这个话题。他们压低嗓音,悄悄指着邻家的房子说,就是那家的人,杀了自己的父母、亲人,但是要讲那段故事,得去找当年的杀人者,他们愿意说。

不知何时,奥本海默那心中闪现出创意的灵光:让杀戮者自己演。他给了行刑者安瓦尔彻底的表演自由,让他用自己演电影的方式,重现他们当年刑讯和杀人的情形,随便他们喜欢拍成什么样子。我确信,在安瓦尔开始讲述和拍电影时,奥本海默根本不知道自己能拍到什么。但不管安瓦尔他们拍什么,都是纪录片导演奥本海默的巨大成功!

一个好的纪录片导演在拍摄时往往是不知道结果的。

《杀戮表演》中,安瓦尔到机场去迎来了当年一起杀人的同伙安迪。他们乘车在街上游览,自豪地谈论着当年的杀戮行动,安瓦尔指着街边的房屋说:那个是我们当年的办公室,我们在那杀人。

纪录片中对这些人的描述用的词是“Gangster”。如果用片中主人公自己的认识和政府官员的说法,这个词可以翻译为“帮会”。因为,他们都认为这个词是褒义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安瓦尔和安迪这些人都对自己当年的杀人行动十分自信,他们认为当年那样大肆杀戮是保卫了国家,是在从共产党手上挽救国家。

除了他们的旧地重游,怀旧回忆,纪录片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安瓦尔与当年的同伙拍摄一部重现他们当年杀戮行动的电影。他们十分投入地拍摄他们自己当年怎么杀人、怎么烧毁共产党人房子。在拍摄和带领剧组巡游杀人旧场景时,安瓦尔都会认真模仿当时被自己杀戮的人们死去的样子,他们倒地时双腿怎样抖动,他们的喉咙里发出什么样的咕噜声。安瓦尔和安迪两人还在脸上涂上厚厚的猩红色浓妆去重现当年场景。安瓦尔头戴钢盔,审问扮成共产党的安迪:“那你承认鼓动人们参加非法组织了?”演着演着,两人还笑场了。为了重现安瓦尔的梦魇,他们拍摄了鬼魂出现惊醒安瓦尔的场景。

但是老友重逢和故地重游也带来他们自己的一些疑惑,扯开了一些他们心理上的裂缝,一些必须要说服自己的情感和认识。一个夜晚,安瓦尔和安迪在海边钓鱼,安瓦尔承认自己夜里睡不好,他越来越经常地梦到他当年勒死那些人的眼睛在瞪着他。他说:“我知道我杀人”“我用铁丝勒他们,我看着他们(死去)”,“我所做的让我做恶梦”。安迪叫他去看精神科医生。安瓦尔担心他去了人家会把他当疯子。

纪录片的开头和结尾都用了安瓦尔导演的歌舞段落。有一场戏是在山间瀑布前,仙女身姿摇曳,安瓦尔站在最高处。身旁两个男子演的是当年被他杀死的人,他们从脖子上摘下亮闪闪的铁丝圈扔掉,掏出一枚金灿灿大奖章,挂上安瓦尔的脖子,一边颂唱:“感谢你处死我们,我们千恩万谢,你送我们进了天堂。”显然,这一段落是安瓦尔试图弥合自己心灵中的巨大裂缝和鸿沟,他使用粗暴的杂耍蒙太奇对自己进行心理安抚,是一种假想中的超越。

就我对本片的读解和认识,正是那些对当年被害者的模仿更有力地击碎了安瓦尔内心平衡和安宁,这种情景再现意外地将他们带到一种感同身受的心理状态中,引起了种种疑惑、种种恐惧,从这种被撕开的心理裂缝中,也许溢出了些许怜悯,些许对自己内心的拷问。

面对自己设置的大火,面对他们自己扮演的血腥屠杀和死尸,他们笑不出来了。安瓦尔扮演当年被自己凶狠拷问的共产党人,演着演着,他扯下蒙住自己眼睛的黑布。他摇着头说:“我没法再演了,演不下去。”他表示:“老实说,我从没想到这么可怕,我的朋友说再演惨点,但我看到孩子和女人,想到这些人的将来,家被烧掉,她们会有什么样的将来,她们会终生诅咒我,这可很,很……”

安瓦尔在家里看他们拍出的影像,他被震撼了:“我折磨的那些人也是这样的感受?”“这时我的尊严全被摧毁了,恐惧感抓住我。”抓住时机,本片导演在画外提醒安瓦尔:“但你知道是演电影,随时可以停下。而他们知道必定会死”。安瓦尔挺不住了,他哭了起来:“我对很多人这样做,这些都会报应到我身上。”看来,这时他还是担心报应和惩罚,还没有能够对善与恶做出辨识。我不知道,这种哭泣能不能叫做忏悔。

安瓦尔又来到他杀人的那块小场地。“这是我杀人的地方,我知道那是不对的,但我那会必须干这些事。……为什么我必须杀他们?”他两次走到旁边,背对镜头干呕,持续了好一会儿。这是这部纪录片的高潮。

暴行和忏悔是近年中国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如何认识暴力和杀戮,我们内心的善恶之辨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还是一种自然本能?抑或是一种知识指引的“好的良心感”?《杀戮表演》也许可以引导我们去辨析许多中国的历史积垢和现实思考。(来源纽约时报影评)

原文出自:《杀戮表演》对中国式忏悔的意义转载保留链接:http://www.zhaogewang.com/yingping/13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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